三、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主动攻防和积极应对兼备 科学防控风险，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辩证关系，要把握4个基本原则:一是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避免金融脱实向虚和自我循环滋生、放大和扩散风险。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第一，从国内层面，贸易国各国政府可以通过设立配套保障机制等制度建设来弥补贸易中利益受损人群的损失。

另一方面，我们强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是现代的开放的经济体系。比如，中国顺应时代要求、回应国际关切，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为全球发展知识的有效供给和交流互鉴提供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过去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更多是实物贸易，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开放领域将更为广阔，将从制造业领域的实物贸易扩展到包括金融、保险、教育、咨询等在内的服务贸易，实现多领域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面对形势的发展变化，经济全球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面临新的调整，理念上应该更加注重开放包容，方向上应该更加注重普惠平衡，效应上应该更加注重公正共赢。

近年来，我们以国内高标准自贸试验区发展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园区建设和自贸区合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因此，我是从广度和深度这样两个基本维度来加以理解的。有些领域可能并不是可以非常明显地判断为利大弊小，甚至推动的过程中可能还要付出一些代价，但还是要予以推动。

是否存在四位一体？ 正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讨论中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审视的问题是，建设开放型经济与人民币可兑换问题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是否可以在长期不推动人民币可兑换的情况下也能建成开放型经济？世界上有没有这种先例？ 不妨回顾一下开放型经济和封闭型经济说法的来源。相比较而言，IMF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只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没有规定一套一旦接受后就可以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款。在农村就是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按照前面的追本溯源，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是有其定义的。1996年12月，我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2货币可兑换的重要意义 资源配置与可兑换 首先，资本项目可兑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密切联系。但在实际管理中，有时难以做到一对一的区分。泰国国内机构需要用泰铢（Baht），但在国内借不到，于是就借外债，借到美元后换成泰铢在国内使用，期满时也要还美元。也就是说，要按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来实现外汇的供求平衡。

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现有规定并没有明确要求须把一些特别复杂的、比较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向国际资本放开。对此，我们一直强调，外汇储备可以用，但前提是不能搞二次结汇。2009年、2010年G20对此经过反复讨论后就管理避税天堂达成协议。拉丁美洲曾是这一模式的代表。

在这些方面，可以参照国际上的做法加强管控。泰国的教训是，债券市场放开容易引起诸如币种错配等宏观不审慎问题，应给予高度关注。

这是因为，改革价格体制会引起一系列的利益调整，还会造成通货膨胀。回顾改革过程不难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过去传统的集中型中央计划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在模式转变中会产生一些争议、摩擦，需要在思路上做出比较大的转换。

不妨以中国加入WTO为例来说明。而当离得比较近的时候，会面临多种具体选择，概念反而会变得比较模糊。另外，随着人民币的走强，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和个人层面也有跨境使用本币的需求。而恰恰是这些国家，成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始地，出了很多问题，这就导致全球在思考这次危机的经验教训时，自然会质疑西方国家倡导的这套模式和经验到底对不对。第三，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从现有的管控措施看，目前我国用QFII制度来管理流入股市、债市的国外资金，Q即Qualified，强调是合格的境外投资者，主要是对中长期投资资金放开，因此QFII制度表明我们不太欢迎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曾有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涉及两个说法。另外，IMF的正式文件中，还允许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采取临时性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IMF有一张表，包括七大类、四十项。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希腊也出现了债务问题，但希腊更多是主权债务问题，并且借的、用的都是欧元，所以没有币种错配问题。

比如，如果允许中国有资质的投资者开展海外投资，资金一旦出去，究竟是投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还是其他产品，区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就都不大。由此观之，汇率自由浮动和货币可自由兑换有一定联系，但并不是划等号的，汇率自由浮动不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充分必要组成部分。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应该说，这些因素造就了人民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产生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有人直指其不负责任，认为与其依赖不稳定的货币，还不如直接用本币。最后，如果发生了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可以按照IMF规定对资本流动采取临时性管理措施。

目前我国经常项目已实现了可兑换，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所以实际工作中要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严格区分，属于资本项下的交易要经过规定的管理程序，有的需要审批。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党的文件首次提出要使人民币成为一种可兑换的货币。

因此，距离可兑换越近，就越觉得它的概念不简单，需要真正搞清楚。这说明，可兑换和本币国际化并不是必然对应的。

有时分歧不仅是对利弊比较有不同看法，甚至对整个问题都有不同看法。是否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一个模糊的标准是看这七大类、四十项是不是大多数重点项目都做到了，如果做到了，就算是资本项目可兑换了。

因此，当人民币汇率大体处在供求均衡水平时，如果出现资本异常流动，仍可以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某种干预。就我国的情况看，把1985年的情况与1980年相比，或者把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况与80年代相比，可以说是更开放了，但是否是开放型经济？可能还要斟酌。但希腊的例子说明，政府借债过多也会导致危机。可兑换与汇率机制 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我先以瑞士法郎和日元的例子说明。

理解资本项目可兑换概念的另一个困难在于，当离可兑换比较远的时候，概念还是相对清楚的。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不应该在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以外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债券市场放开过快可能导致类似泰国在亚洲金融风波中出现的问题。改革之初，资金匮乏，引进外资的利比较明显，因此1979年颁布了《中外合资企业法》。

举例来说，假如你开车从北京到海南，刚出发时只要记住往南走就对了，具体走哪条路差不了多少。到了1999年WTO谈判的最后阶段，加入WTO的诸多条件大都符合了，相关工作也已比较详尽，最后要扫清一下，看还有哪些硬骨头需要啃。